段永平的投资智慧与白酒投资核心

段永平早年创办小霸王和步步高，投资网易成名，后重仓苹果、茅台、腾讯。他秉持“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理念，是满仓主义者，对茅台股票信心十足，甚至给大学捐款也用茅台股票。他认为审视一家公司要懂生意，这体现出对投资本质的深刻理解，也暗示了白酒投资与白酒背后生意模式、文化生态的紧密联系。

白酒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饮用习惯

古代低度酒为主流

在蒸馏技术普及前，中国古人饮用的大多是酒精度10度左右、味道偏甜的酿造酒，如啤酒、黄酒或甜酒酿，古人诗词中提及的“浊酒”“斗酒”多为此类。元代虽出现蒸馏白酒雏形“阿剌吉酒”等，但因口感辛辣、杂醇油含量高，且上流社会认为其“味甘辣，大热，有大毒”，并未在上层流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度酒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高度白酒成为驱寒解乏的“劳动者饮料”，与平民、士兵、体力劳动者紧密绑定。当时粮食短缺，国家鼓励用薯干、瓜干等非粮作物酿酒，这些代用料酿出的酒口感差，需高酒精度掩盖，从而推高了国内市场对高度酒的耐受度。同时，苏联援华人员带来饮用40度伏特加的习惯，影响了工业城市和政商群体的口味审美。此外，高度白酒易于标准化生产、品质稳定、保质期长，符合当时工业化生产和大规模供给的需求，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的“四大名酒”就诞生于这一时期。但如今，名酒与普通劳动者的联系出现松动，这对白酒文化造成一定瓦解。

白酒消费：社交属性主导的复杂定位

社交媒介与服从性测试

改革开放后，白酒社交属性超越消费属性，成为社会交往的关键媒介。初次见面时，高度白酒能让人快速进入微醺状态，打破拘谨氛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产生“自己人”的感觉。而酒桌上的敬酒环节则成为服从性测试，敬酒与否、喝多喝少都被视为态度和诚意的体现。

房地产发展加速酒桌文化

房地产行业依赖政府掌控的稀缺资源，获取资源的关键在于社会交往，酒桌成为商务活动的核心场景。白酒在商务活动中的地位不断强化，茅台价格飙升却依然供不应求，背后是“关系投资”的逻辑支撑。但用分析普通消费品或奢侈消费品的逻辑看待白酒并不合适，与可口可乐等全球流行的“真消费品”相比，白酒的消费场景和属性截然不同。

白酒投资：文化护城河与国际化困境

投资逻辑差异

按照巴菲特理论，投资要寻找有护城河的企业。可口可乐的护城河是品牌和供应链，其国际化得益于美国文化辐射和普世消费文化，代表更大众化的价值导向。而白酒最大的护城河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关系，深植于特定社会环境，普适性和可复制性较弱。中国投资人投资白酒，关注的不仅是白酒本身，还有背后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国际化进程艰难

2024年中国白酒出口额增长，但总额不多，出口份额仅占行业总销售的0.85%左右，头部品牌海外营收占比不足5%，影响力集中在境外华人圈，未打入国际主流消费市场。一方面，白酒口感与威士忌、伏特加等不同，很多外国人难以适应；另一方面，白酒与中国酒桌文化深度绑定，酒桌文化承载的权力表达、关系建立等复杂社会功能，难以被全球消费者理解和接纳。除非中国酒桌文化在全球普及，否则白酒国际化难以实现。而中国改革开放后权力和资本掌控者的影响力难以逼迫外国人接受酒桌文化，与可口可乐借助美国文化实现全球化形成鲜明对比。

结论：酒桌文化与白酒发展的困境

段永平认为茅台有国际化机会，但国内“成功人士”虽身处全球化舞台，却难以将酒桌文化和白酒品味传递给海外消费者，自己也开始融入海外饮酒文化。中国酒桌文化核心受益者未能带动酒桌文化海外发展，甚至自身观念也在改变，这反映出白酒长期的下跌是大家共同选择和塑造的结果，酒桌文化的削弱和拆解来自中国年轻人和全球消费市场的否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