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揭露直播赌博黑产的2分10秒视频发布后，我的生活彻底变了。

评论区瞬间被“问候全家”的恶评淹没，私信箱里躺着赤裸裸的人身威胁。而在屏幕另一端，那个涉案金额高达1.7亿的犯罪团伙正疯狂搜索我的个人信息。

这不是电影情节，是我——阿松，一名央媒调查记者的日常。

很多人问我：在这个流量为王、人人自危的时代，为什么还要选择最难走的路？我的答案，要从三年前那个闷热的下午说起。

01

那个在抽屉里录音的剪辑师

我的职业生涯起点，不是新闻学院，而是一家濒临倒闭的自媒体工作室。

那时的我，是个连音频波形都调不明白的“技术小白”。有一次，因为音频格式错误，视频在甲方大屏上变成了一片刺耳的电流声。

Deadline就在眼前，老板在门外咆哮。情急之下，我把两部手机塞进办公桌抽屉——一部放视频，一部录音，硬生生把音轨“扒”了下来。

听着抽屉里传出的闷响，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在这里，我永远只能做一个“技术工”，永远触碰不到真相的内核。

那一年，我26岁。在此之前，我的人生似乎一直在“掉队”：高考失利学了通信工程，挂科无数；跨考法学失败，前途一片迷茫。

直到2019年，一则公共事件的深度报道击中了我。我看着那些抽丝剥茧的分析，心想：或许，我可以用手中的剪辑刀，去解剖这个复杂的世界。

就这样，我误打误撞进了央媒。

02

“不够。”

入职央媒的第一周，我就领教了什么叫“残酷”。

领导扔给我一句话：“做不出爆款，自己走人。”

为了活下来，我像个疯子一样工作。每天产出4条视频，每条拆解上百个热门案例。我把热门视频逐帧放慢，分析哪个转场让人停留，哪句文案让人愤怒。

我学会了用“用户视角”写稿：如果我是观众，这三秒我会划走吗？

这种“套路”确实有效。一条关于幼儿园的热点新闻，我做到了50万播放。我以为我成功了，兴冲冲地去汇报。

电梯里，领导看着屏幕，沉默良久，吐出两个字：“不够。”

电梯门开了，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一刻，我愣住了。“不够”是什么意思？是流量不够，还是深度不够？

直到那条举报私信的出现，我才真正明白。

03

深渊里的1.7亿流水

私信里是一段直播录屏。主播嘶吼着“爆单了”、“一张卡换五万”，满屏都是我看不懂的暗语。

直觉告诉我，这不对劲。

随后的半个月，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像侦探一样分析。我翻遍了该主播三年的直播回放，记录了上千条转账记录，甚至自学了资金链路分析。

数据触目惊心：仅2020年，这个伪装成“抽奖”的直播间，流水就达到了惊人的1.718亿元。

我剪了一条2分10秒的视频。我知道这个时长在抖音很不讨喜，但为了讲清复杂的资金闭环，我必须牺牲完播率。

视频发布那天，热搜炸了。

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威胁。

黑客攻击了我的社交账号，有人在直播间公然扬言要“搞死我”。最让我寒心的是，那个最初向我爆料的“受害人”，竟然把我的采访录音打包卖给了犯罪团伙，以此勒索更多的封口费。

主编拍着桌子骂我：“别被人利用了！调查记者不能被私怨绑架！”

那天晚上，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手都在抖。我怕吗？当然怕。但我更清楚，如果我退缩了，这1.7亿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还会继续吞噬更多的人。

04

做那个“不受欢迎”的人

在接下来的832天里，我顶着压力，连续发布了20多条追踪报道。

我们不仅要面对犯罪分子的威胁，还要面对舆论的误解。有人说我们“蹭流量”，有人说我们“多管闲事”。

但我始终记得那个“不够”。

什么是“够”？

对于“霸凌式教育专家”赵菊英的调查，我们花了两个月核实她所谓的“联合国认证”背景，哪怕这意味着要和全网为敌；

对于每一个受害者，我们要反复确认证词，哪怕这会拖慢发稿速度。

调查记者的使命，不是制造情绪，而是呈现事实。

我们不站队，不煽动，只负责把那层遮羞布扯下来，让阳光照进去。

后来，第一个被报道的主播获刑了；“清朗行动”将此类直播列入重点打击对象；那些伪专家的遮羞布也被彻底撕碎。

当看到这些变化，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百万点赞都无法比拟的。

05

尾声：如果没人做，恶就会赢

六年前，我还是个连音频都不会调的剪辑小白；六年后，我成了同事眼中“专啃硬骨头”的调查记者。

这一路走来，我挨过骂，受过威胁，甚至差点丢了性命。

但我从未后悔。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总需要有人愿意坐冷板凳，愿意去揭开那些肮脏的伤疤。

如果因为害怕威胁就闭嘴，如果因为追求流量就放弃深度，那么，沉默的恶就会赢。

我是阿松，一名普通的央媒调查记者。

只要还有一个真相被掩埋，我就会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