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主义霸权导致战事纷繁、敌对分裂的今日，民间交流（尤其是妇女的交流）带来的彼此认知会有怎样的积极效果？本文涉及的历史经验，或许可供参考。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此时，美国社会正经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围绕女性独立、家庭分工与性别平等的讨论不断升温。1973年春天，美国演员、作家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受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之邀，组织了12人的美国妇女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了一个月。这次访问的素材剪辑成了纪录片《半边天：中国记怀》(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A China Memoir，1975)，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广泛讨论（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前往B站观看该片）。麦克莱恩也出版了题为《你能从这里到达那里》(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1975)的回忆录，记述和思考这段经历。

在这部回忆录里，麦克莱恩记录了代表团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的见闻：从托儿所到工厂，从人民公社到工人新村，从儿童教育、妇女劳动到婚姻观念、性别关系与日常生活秩序等方面。与许多当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反共刻板想象不同，她注意到的是一个正在重塑社会关系的新社会：儿童教育强调合作与集体责任；育儿社会化使妇女能进入公共劳动领域；“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和实践鼓励妇女参与生产与政治；而社会生活的简朴，则削弱了消费主义和性商品化的负面影响。她们发现，中国社会建立起了一种强调集体责任、社会参与和劳动光荣的价值观。

对于受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影响的访问团成员来说，这种社会经验既带来强烈的吸引力，也引发深刻的困惑、反思甚至身体和精神的不适。她们不断将中国经验与美国社会进行比较，许多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观念开始动摇。正是在这种比较中，她们也开始反思美国社会中女权运动自身的某些盲点：当女性解放被越来越多地理解为个人选择或性别对抗时，社会结构、劳动关系与集体生活往往被忽视。结合近期国内互联网上对美国资本主义“斩杀线”的讨论，以及当下国内部分女权讨论中日益突出的两性对立倾向，回看当年这些美国女权主义者在中国所获得的震动与反思，或许对当下的我们具有新的启发意义。

值此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我们选译了麦克莱恩这部回忆录中与中国妇女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部分，与读者一起回望半个世纪前关于“妇女解放”的一次跨文化观察；希望能为理解20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在性别平等、社会组织和价值观塑造方面的实践提供一份独特的历史见证，也为今天重新思考女权运动的方向提供一些历史参照。

作者|Shirley MacLaine（雪莉·麦克莱恩）：美国演员、作家，曾于1973年春天作为美国妇女代表团团长访问中国。

1973年4月20日中午十一点半刚过，我踏入了一个在我成年岁月里萦绕不去的神秘世界。香港商业社会那种急促喧嚣的节奏骤然消失，空气变得静谧，几近澄明。人们低声交谈，枝繁叶茂的大树在铁轨上方沙沙作响。一种平和与安全感迅速蔓延，感染了我；我们不觉放低了声音。

开往广州的列车穿行在柔和、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中。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是一片“缺席之地”(place of absence)——西方人最终会用“这里没有什么”来定义它。沿途是农田与劳作的农民，没有喧嚣刺目的广告牌兜售虚假承诺，没有贫民窟，也没有铁路沿线常见的破败贫困景象。

静谧，我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个词，静谧。

一、孩子们是小机器人吗？

我们是来自美国的妇女。在美国，按照惯常的社会分工，我们不被期望参与像经济增长统计、重型机械、或如何养活数百万人等社会大事。在西方，妇女更多讨论与自身生活直接相关的具体事务；而在中国，不论男女，人们围坐喝茶，讨论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和产出。中国人正心无旁骛地建设一个新社会。

1973年4月17日，作者雪莉·麦克莱恩（前排居中）前往中国前在洛杉矶接受采访，前排左一为非裔妇女Unita Blackwell（乌妮塔），右一为北美原住民妇女Niniba Crawford（尼尼芭）；后排左一为来自德克萨斯的Pat Branson（帕特），向右依次为12岁的Karen Boutilier（凯伦），儿童心理学者Phyllis Kronhausen（菲莉斯），波多黎各社会学者Rosa Marin（罗莎），来自波士顿的家庭主妇Margaret Whitman（玛格丽特）|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参观“广交会”，有人问我们的翻译，她是否也想要橱窗里那些只供出口的精美物件？“它们的确很漂亮，”她说，“但穿戴这些会妨碍我把工作做好”。就这么简单，她的语气里没有犹疑、遗憾或虚伪。我们围在她身边，对珠宝赞叹不已，仿佛走进了奢侈品店蒂芙尼。翻译说：“外面世界的妇女热衷于漂亮的珠宝、丝绸和锦缎，而男人们则关注新技术，因为能更快创造工作、金钱和利润”。她听起来既不教条也不讽刺，只是在平静地概括她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的差异。

在广州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乘公共汽车参观了东方红托儿所，了解中国是如何培养孩子的。我们代表团中，五位有孩子，七位没有，但包括十二岁的凯伦在内，我们都对如何教育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有时也怀疑美国那套方式是否正确。我们可能对车床工厂兴趣寥寥，但对儿童问题却很上心。

代表团走进一间教室，孩子们起立鼓掌，等我们站定后才坐下。上课后，孩子们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将词语和图片对应起来。随后，老师讲了一个小男孩跌倒受伤、需要邻居帮助的故事。讲完后，她问孩子们该怎么帮他，孩子们纷纷举手。老师仔细地听着，孩子们热情地提建议。他们学到了几件事：如何沟通、互相帮助、解决问题。

我想起自己童年的课堂时光——背诵抽象问题的理论答案，而给出“正确答案”的目的，只为了升入下个年级。我努力回忆，是否曾因帮助别人而被评分？那似乎属于“品行评定”而非教育本身。

接着是一出十五分钟的小短剧。讲的是一个女孩第一次来学校，喜欢一架玩具飞机，但她还不理解毛主席的理论，想独占它。同学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互相关心的教导，温和地引导她学会分享。她开始跟其他孩子一起玩飞机，其他孩子也把玩具分给她玩。最后，孩子们齐声朗诵：“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要一心为他人，而不是只顾自己。”

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消化眼前的一切：对无私精神的颂扬、对破坏规范者的温和教导与接纳包容、对集体行动的倡导，以及对毛主席智慧的敬仰（一周后，甚至我都开始称他为毛主席）。所有这些元素都浓缩在那出短剧里，也贯穿于我们当天乃至之后所到之处。

儿童剧、绘画、歌剧，一切都承担着社会意义。一些核心价值开始显现：消除竞争，将个人欲望置于公共利益之下。这当然不像玩《大富翁》。【译者注：《大富翁》是一款以经济竞争为主题的桌游，玩家通过购买房地产、收取租金并让对手破产来积累财富。游戏的核心机制强调财富积累和个人竞争，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个人主义价值。】

在另一间教室，我们看到一群小娃娃，坐在长桌旁，为工厂出售的缝纫机穿标签绳。他们坐在小椅子上，双手专注而灵巧地忙碌着。偶尔有孩子抬起头来，又迅速回到工作中。桌子上方写着一句标语：“劳动最光荣”。

我们面面相觑，克劳迪娅开始拍摄。在我们中间，帕特的工作最接近体力劳动，她摇着头：“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在教孩子热爱劳动。如果从小开始，就能做到。了不起，实在了不起。”她停顿了一下，“我是个职业妇女，真希望小时候就有人教我热爱劳动。”

1970年代的托儿所 图片来源：Carolyne Weldon

玛格丽特觉得那些孩子看起来像小机器人，但研究儿童心理学的菲莉斯反驳说：“这些孩子乐在其中，玛格丽特。他们在学习参与社会劳动，而这是我们竭力回避的。我们想方设法逃避工作，而这些孩子在学着做更多的贡献。”

“我还是觉得他们像机器人，”玛格丽特说。

我们参观了托儿所，最小的孩子只有两个月大，由国家分配的护士照顾。即使在还没学会说话的阶段，孩子们也被鼓励学会分享。早晨，父母把孩子送来，便可安心工作（有的家庭把婴儿交给长辈照看，这也是老人们乐意承担的责任）。几乎每个工厂、公社或街道委员会都有这样的托儿所，通常由妇女负责。有些孩子是日托，有些孩子在周末才被接走。如果母亲在哺乳，午饭时间会准时来喂奶。

1958年的宣传画：办好托儿所解放妇女劳动力 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作者黄胄

孩子们裹着五颜六色的襁褓，睡在带有旋转玩具的婴儿床里，护士通常一人照看三个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护士们温柔地搂抱孩子、给他们喂食。玩具随处可见：卡车、汽车、动物、宇航员和球。最小的孩子在围栏中一起玩耍。我们探访那天，他们并未被我们的摄影机或灯光打扰，起初好奇地看看我们，然后继续和同伴们玩。

我意识到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在这个新社会里，夸大的竞争意识正通过儿童教育被消除。孩子们从小被教导要无私分享。如果孩子们不为玩具而竞争，长大后也不会为汽车、珠宝或郊区的房子而竞争。这不禁让人怀疑，竞争意识是否真的是人类天性？孩子们如此快乐而安稳，也让我思考：在一个健康、幸福的环境中，父母是否像我们认为的那样，一定总要陪在孩子身边。

1970年代的孩子们受到的革命宣传教育——“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那天回旅馆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我们大概都在想着自己的孩子，或自己曾如何被抚养。我想起十七岁的女儿萨奇，希望自己给了她独立的力量。作为生活在艰难时代的女性，我们都曾为如何养育一个生命而挣扎。尚未为人父母的人，也终将面临这些抉择。

我问菲莉斯有何感想。“我真的很震惊”，她说，“我原先压根不相信这是可能的。”她搜肠刮肚地寻找词汇来总结自己的感受，“到目前为止，我们见过的孩子里，没有一个哪怕稍微有点心理问题的孩子。这太不可思议了。”

在社会主义集体劳动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 脸上洋溢着笑容|图片来源：CCTV

那天晚上，我们聚在帕特的房间讨论白天所见，克劳迪娅决定把这场谈话拍下来。结果，这场讨论几乎成了我们此行中最接近中国式“自我批评”的经历。我们沉默着，等着有人开口。终于，克劳迪娅放下了摄影机。

“说实话，我被这些景象吓到了，”她说，“那些孩子一定是被规训成那样的。”

“我倒不一定这么认为。”玛格丽特改变了先前的态度，“他们是在学习分享，而这只能是好事。”

“这一切太诡异了。”克劳迪娅坚持道。

玛格丽特说，她真希望自己的孩子小时候能被送去这样的托儿所。

菲莉斯认为，无论孩子还是这种教育本身都很健康，而对劳动的强调则最为健康。

克劳迪娅的神情愈发紧绷，拍摄也变得困难。“我跟你们说，这就是很奇怪！”她突然又重复了一遍，“你们真的愿意让孩子在托儿所长大吗？说实话！”

房间一时寂静。美国女权运动的重要诉求之一，就是建立日托中心，以解放女性，使她们摆脱育儿和家务的重负，进入公共劳动领域。而此刻，一位女权主义者却在质疑这一理念。

我问克劳迪娅，究竟她反感的是托儿所这种制度，还是对中国托儿所里的实践感到不安？

“我并没有不安”，她说。

“那到底怎么了？”

“我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仅此而已。”

我提到女权运动对日托中心的看法，再次追问她的意思。

“没什么”，她说，“我只是想激一激你们，让你们把真实想法说出来”。

克劳迪娅看起来像一只受伤的鹿。过了一会儿，我们起身道别，回到各自房间。中国开始影响我们了。我希望这个团队能撑下去，不要像许多其他西方代表团那样分崩离析。

十二岁的凯伦背负的记忆包袱最少。但有一天，在一家托儿所里，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她和几个中国小女孩成了朋友。她一手牵着新结识的中国朋友，一手抱起一个婴儿，突然哭起来。

回到旅馆后，我想和她谈谈，便陪她去了克劳迪娅的房间。我想，她对中国的感受应该是最鲜活、最本能、最直接的。我问她是否愿意让我们拍下她的反应，她点点头。镜头一开，她就泪如雨下，话倾泻而出。她说，中国是她唯一感到安全的地方。在美国，她总是锁着门；可在这里，中国人如此善良、贴心、正直，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她谈起自己短暂人生中让她不再信任他人的经历，说自己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留在中国。

她哭得更厉害了：美国的学生残忍，因为美国是个好战的国家；她反对越南战争时遭到指责；金钱、权力和冷酷无情——那才是美国人真正关心的一切。但在中国，她找到了归属感。她泪流满面，我紧紧地抱住她，试图安慰她。

胶片用完了。凯伦的哭声渐渐平息，我送她回房间，安慰她说美国并没有她想象得那么糟，她应该享受这次旅行，从中学习，然后回去告诉朋友们她的见闻。她点头同意。我吻了吻她，劝她休息。

在上海的一天下午，我们参观了少年宫。那是一座占地广阔的建筑，曾是外国使馆，如今成了儿童课外活动中心。我们每个人由一个孩子带领，参观体育馆、音乐厅、活动室、绘画教室和舞蹈班。孩子们牵着我们的手，笑容满面。有个孩子递给乌妮塔一幅小画，画的是一位怀抱婴儿的黑人妇女【译者注：此处作者记忆有误，根据纪录片中的场景，此画是一位黑人妇女和一位中国女孩拥抱，表现亚非团结。】。乌妮塔哭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事。”那位中国小女孩牵着乌妮塔的手，带她和我们一起前往下一处。

小女孩送给乌妮塔的画|图片来源：纪录片《半边天：中国记怀》(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A China Memoir，1975)

那天结束时，我们围坐在长桌前，询问关于少年宫、中国生活以及其他很多我如今已记不清的问题，因为代表团成员一个接一个被感动落泪。凯伦紧紧抱着她的中国新朋友；尼尼芭送给她的小向导一根羽毛；乌妮塔仍宝贝着那幅画；翻译小叶和菲莉斯挽着手臂；凯伦把头埋在朋友肩上，开始抽泣；我的眼眶也盈满泪水。

仿佛有某种真实又神秘的东西在同一刻触动了我们所有人——关于家人的记忆，关于与自身生活重建联系的渴望；也像一种可怕的释放：当我们意识到那个名为“共产主义”的妖怪竟有深远的积极性后，伴随而来的愧疚与紧张骤然松动。我们变得毫无防备，坦诚而脆弱，甚至感到一种怨愤：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惧怕它？

克劳迪娅的协调性越来越差，经常绊倒在器材上。她的手抖，嘴唇也哆嗦。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我坐在她旁边，问她怎么了。她用颤抖的手指拨开眼前的头发：“在这看见的一切让我开始剖析自己，我意识到自己好胜心有多强。我努力克制，因为我知道它有多大的破坏性，可我控制不住。有时我更担心琼拍了什么，而不是自己的工作——我明知不该这样。我俩都很优秀，为什么不能共存呢？因为我调整不好自己的情绪，甚至不知怎么和她交流。”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会没事的。只是在中国，我看到所有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工作。那种无私，颠覆了我以往对个人或行业的所有认知。这很沉重，你明白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我能不再只想着自己，我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些人让我看到自身的缺点，要直面这些真的很难。”她陷入沉默，挥手止住了对话。

我静坐一旁，敬佩她那种毫无遮掩的脆弱与坦白。正因为她敞开心扉，才能被中国触动。我想，这一定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情况，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乌妮塔曾提议开一次“牢骚大会”，或许能起到类似中国“自我批评”的作用。但我担心一旦我们开始坦诚相告、吐露心声，这个团体就会分崩离析，我们会喊叫、争吵，说出一些无法挽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