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不守规则的电动车怎么办？” 热心网友分享的若干 “损招”—— 偷偷放气、趁夜踹倒、放哨驱赶、翻转车身，勾勒出一幅路人与电动车之间剑拔弩张的画面。当行人开始用 “魔法打败魔法”，意味着电动车难题已升级到新的阶段，成为城市治理中一道棘手的坎。
一场难以调和的 “战争”
在社交平台上，每当有电动车主人发帖痛斥车辆被恶意损坏 —— 被推倒、划伤、泼油漆，甚至坐垫被弄脏，评论区的反应往往带着先入为主的 “受害鸡有罪论”：“你肯定乱停车了！” 这种偏见的背后，是路人对电动车长期积压的不满。
网友创作的《广州人的至暗时刻》中，有四条与电动车相关：在人行道被撞、被电动车喇叭催促、对比发现国外摩托更守规矩、在特定区域被撞。在道路上，电动车仿佛拥有 “超高铁权”，既能在机动车道让汽车避让，又能在人行道让行人躲闪。更有甚者，一辆电动车违规搭载多人、装载货物，无视交通规则横冲直撞，让路人苦不堪言。
“恨鸡党” 各显神通，有人坚持举报违章车辆，累计举报数高达 7792 辆；有人随身携带工具给电动车放气，或使用臭味剂报复乱停车行为。而电动车主人也不甘示弱，在车身上贴满反击标语，双方从互相指责演变为互相诅咒。车企为应对需求，推出 APP 预警功能，甚至有车主设置挑衅性报警铃，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这种对立源于 “去个体化” 现象：当电动车车主融入庞大群体，身份模糊、风险感降低，自我约束弱化，少数人的违规行为逐渐被默许，形成难以逆转的常态。原本守规则的人，也可能在群体影响下跟风违规，最终导致路人与车主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甚至有人在无奈之下选择 “加入”—— 自己也购买电动车。
电动车泛滥的根源
尽管骂声不断，电动车的保有量却持续攀升。截至 2024 年底，我国电动两轮车社会保有量约 4.25 亿台，超过汽车的 3.53 亿台，成为国人最常见的短途出行工具。中国更是全球最大的两轮电动车生产和消费市场，2023 年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 78%。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需求。中国城市化采取 “摊大饼” 模式，新区外扩导致大量中短途通勤需求。而公共交通建设与城市扩张存在 “速度差”，地铁覆盖有限，“地铁盲区” 和 “城中村” 的居民面临 1 - 3 公里的短途出行困境 —— 走路太远、公交不便、开车拥堵且停车难，电动车成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制度红利也助推了电动车的普及。上世纪 80 年代起，许多城市实施禁摩 / 限摩政策，形成政策真空，电动车恰好填补了市民对机动短途工具的需求。同时，中国完善的电动车产业链带来规模化生产优势，购置成本低、无需考证即可上路，进一步降低了使用门槛。
不同城市的电动车境遇差异显著。以上海、广州为例，上海电鸡保有量约 1000 万辆，居全国之首，但广州的电动车却格外招人烦，核心原因在于道路规划。广州全市主次干道非机动车道设置率仅 32%，远低于北京的 95% 和上海的 90%，电动车常常无路可走，只能挤占机动车道或人行道。
反观南宁，虽电动车密度全国最高，却实现了 “人鸡共处”。因其曾是摩托之城，道路规划预留了摩托车道，后自然被电动车继承，而广州早期禁摩决心坚决，未预留相应道路，导致电动车只能见缝插针，加剧了交通乱象。
难解的电鸡困局
电动车带来的安全隐患触目惊心。广州主要医疗机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交通意外伤占创伤骨科患者数的 60% - 80%，导致 65% 的急诊严重车祸伤和 75% 的交通意外死亡事件。此外，乱停乱放也影响市容，让城市形象受损。
“恨鸡党” 呼吁禁止电动车上路，但这一想法不切实际。电动车问题实则是禁摩政策的副作用，禁摩后道路利用机制被破坏，通行效率下降。若禁掉电动车，市民可能转向电动滑板车或自行车，反而加剧混乱。美国加州禁掉共享电动滑板车后，地下市场滋生，监管难度加大，便是前车之鉴。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出行需求与现实的冲突。外卖行业依赖电动车配送，83% 的外卖骑手因时间压力违规驾驶，67% 的骑手每周至少遭遇三次危险状况，而顾客又希望 30 分钟内收到热餐，这种矛盾让电动车违规难以杜绝。
电动车难题本质上是博弈论中的 “囚徒困境”：行人、机动车和电动车骑手争夺有限的道路资源，个体的自利行为导致整体效率下降，形成恶性循环。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单纯依靠禁令，而应从优化道路设计、分类管理行业、放宽配送时限、加强执法与宣传教育等方面入手，寻求多方利益的平衡点。
在这场路人与电动车的 “暗战” 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唯有正视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需求，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治理，才能让电动车从 “城市难题” 回归到 “便民工具” 的本质，实现行人、车主与城市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