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宣布美国儿童免疫接种推荐体系将进行重要调整。原本面向所有儿童统一推荐接种的疫苗种类，将从过去约17种减少至约11种，其中包括流感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甲肝与乙肝疫苗、RSV疫苗及部分脑膜炎球菌疫苗等，转为仅针对高风险人群推荐，或由医生与家长进行“共同临床决策”，再决定是否接种。
这项调整几周前就已释放出信号，但曾因法律和政治层面的担忧而一度搁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去年12月指示美国卫生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重新审议儿童疫苗接种程序，并考虑将其调整为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致，而这些国家大多推荐的疫苗剂次较少。
长期以来，美国被视为现代免疫规划制度的重要构建国之一，其疫苗推荐体系也常被作为国际参照。这一“倒退式调整”，在其公共卫生史上显得格外罕见，并迅速引发医学界、公共卫生学界及社会舆论的持续关注。
美国疫苗调整减少了什么？
在这次调整中，美国儿童免疫接种时间表的推荐范围发生了实质性收缩。此前，美国儿童常规推荐接种的疫苗涵盖约17—18种疾病，包括甲型肝炎、乙型肝炎、流感、轮状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脑膜炎球菌等，以及百白破、脊髓灰质炎、麻疹—腮腺炎—风疹等基础疫苗。这些疫苗大体相当于中国“免疫规划疫苗”所覆盖的范围。
根据最新发布的决策备忘录，被纳入“对所有儿童统一推荐（routine recommendation for all children）”类别的疫苗数量，将缩减至约11种，减少幅度接近三分之一。这些疫苗仍然可以接种，但主要面向高风险人群，或在个案讨论基础上决定是否实施。据悉，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副部长、现任CDC代理负责人Jim O’Neill已于周一签署文件，要求立即按此更新儿童免疫时间表。
同时，CDC近期报告显示，2025—2026年冬季流感季已造成至少9名儿童死亡，这一现实背景也使得政策调整在社会层面引发较多讨论。
谁在主导疫苗名单？
这一调整并不是HHS或CDC内部例行的技术修订，而是源自白宫发布的一份“总统备忘录”（Presidential Memorandum）。早在2025年12月，总统已要求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和CDC重新审视美国儿童疫苗接种建议，重点比较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异，并据此更新推荐体系。HHS在公告中明确指出，本次调整是依据总统指令推进的。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方式，与以往主要由专家委员会基于循证评估提出建议、再由机构采纳的流程，存在明显不同。
据多家媒体报道，本次调整中涉及部分疫苗推荐级别变动的关键内容，没有完全沿用CDC长期以来依赖的外部专家咨询流程，而是由卫生部长与兼任CDC代理负责人的官员直接批示发布。
这意味着，CDC传统上负责审议疫苗政策变化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在此次调整中的程序性作用被显著弱化。
ACIP一向承担评估疫苗安全性、有效性与公共卫生必要性的职责，并据此向CDC提出推荐；从制度上讲，其建议长期以来构成美国疫苗政策制定的基础。同时，ACIP也是唯一可以调整“儿童疫苗计划”（VFC）资助范围的联邦机构。
罗伯特·F·肯尼迪在担任卫生部长之前，长期公开批评现行儿童疫苗体系。他曾多次表示，美国儿童接种程序“过于复杂”，并将自20世纪80年代后疫苗种类增加与儿童慢性疾病（包括自闭症和过敏等）报告上升联系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说法已被大量研究及权威机构反复否定。目前科学界共识是，疫苗与自闭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肯尼迪去年重组了ACIP，任命数名与其对疫苗立场相似的新成员，他们对疫苗多持反对和怀疑态度，委员会此前已讨论并修订了新冠疫苗和乙肝疫苗的推荐强度。
与此同时，本次政策更新所附的评估文件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药物评估与研究中心代理主任Tracy Beth Hoeg，以及HHS助理部长办公室首席科学与数据官Martin Kulldorff指出：美国在儿童疫苗覆盖疾病数量与推荐剂次数方面，较多数发达国家更高。他们认为，在疫情期间，因防疫措施及强制接种引发的争议，公众对常规免疫系统的信任受到冲击，因此建议对“并不属于严重或广泛流行”的疾病，适度降低统一接种推荐，以提升社会可接受性。
疫情之后，美国社会围绕疫苗与公共卫生政策的争论高度政治化、情绪化，并逐步演变为对公共卫生机构与统一疫苗制度的结构性质疑。一些政府成员则认为，疫苗政策缺乏透明度与沟通机制，也是公众不信任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新一届政府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治理取向：通过减少统一推荐、强化个体决策，缓解社会对“制度强制感”的抵触情绪。
然而，从疾病防控的角度看，这样的走向存在明显风险。群体免疫的建立依赖稳定而广泛的疫苗接种覆盖率，而当统一推荐被削弱、更多交由个体权衡时，接种行为更容易受到风险感知、信息环境与社会不平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削弱原本的公共卫生保护屏障，让原本已经摇摆不定的疫苗犹豫情绪更为升高。
科学界和医学界的激烈反应
对于上述评估中的种种说法，疫苗与公共卫生专家以及临床医生几乎是清一色的强烈反对和强烈担忧。
多名专家指出，美国卫生体系长期以来呈现高度碎片化特征，与许多实施全民医保制度的欧洲国家存在制度差异，而疫苗推荐策略通常需要结合本国疾病负担、传播风险、医疗可及性以及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综合评估，并不能简单进行跨国类比。
美国儿科学会传染病委员会主席Sean O’Leary强调，部分国家在制定疫苗政策时考虑成本因素较多，而美国过去的免疫策略，更侧重于减少疾病负担和预防严重并发症。
调整发布当天，美国儿科学会（AAP）主席Andrew Racine医生就公开发表声明，措辞罕见地强烈而明确：
“联邦卫生官员今日作出随意停止推荐多种常规儿童疫苗接种的决定，这是危险且没有必要的。长期以来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美国疫苗评估与推荐体系，仍然是保障儿童健康、防止疾病并发症和住院风险的最佳方式。
几十年来，领先的卫生专家、免疫学家和儿科医生们一直在仔细审查最新数据与证据，并将其纳入疫苗推荐流程之中，从而保护新生儿、婴幼儿和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免受他们可能在美国接触到的疾病威胁。而今天的决定，却仅仅基于对其他国家做法的一次简略审查，就颠覆了这一严谨、慎重的科学流程。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美国儿科学会将继续发布我们自己的儿童疫苗接种建议。”
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在疫苗政策争议持续背景下，现任卫生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曾调整CDC内部架构，包括更换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部分成员，以及对CDC领导层进行任命调整。随后，多名CDC高级官员选择离职。美国参议院部分议员也公开质询，关注这类调整是否充分符合长期建立的循证流程和透明标准。
参议员Bill Cassidy也在网络平台发文：“CDC疫苗接种程序不是强制令。在缺乏科学安全评估和透明度的情况下改动程序，只会制造恐慌，让美国更不健康。”
部分地方卫生官员和联盟组织已经对联邦调整提出明确反对。例如，加州及西海岸几个州的健康官员宣布继续按照旧的疫苗推荐时间表执行，并强调州级政策不会改变，以保障儿童免疫覆盖率和疾病预防。
疾病风险是否会显著上升？
长期以来，“对所有儿童统一推荐接种”的制度安排，是维持疫苗覆盖率和减缓疾病传播的关键支撑。科学界担心，一旦更多疫苗转向由医生和家庭自行决策，覆盖率可能会出现结构性波动，而这种波动往往并非平均发生，而是首先体现在社会弱势群体与医疗资源获取能力较低的人群之中。换句话说，疫苗接种不平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疾病风险不平等。
同时，公共卫生专家还担心，政策层面的推荐级别调整，可能被公众误读为“疾病风险下降”或“疫苗必要性降低”。这种认知变化会进一步削弱社会对常规免疫体系的信任，从而加剧疫苗犹豫情绪，使得接种行为从“制度默认行为”逐渐转变为“个体权衡选择”。一旦形成趋势，其反向扭转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这类影响大多具有明显滞后性，并不会在几个月内立刻显现，而更可能在几年时间内逐步积累并外化为现实负担。
例如，部分可预防疾病的发病率可能开始回升，儿童住院病例与并发症风险增加，医疗系统承受更大压力，而风险又会不成比例地落在本已脆弱的群体身上。尤其是流感、轮状病毒等季节性、儿童高度易感疾病，其控制效果高度依赖稳定而充足的疫苗覆盖率。即便覆盖率只是温和下降，也足以改变疾病传播的基线水平。
基于以上判断，公共卫生界普遍认为，未来几年需要重点持续监测的指标包括：儿童疫苗接种率变化趋势、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与住院情况、群体免疫阈值是否被削弱，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是否进一步扩大。可以说，影响的方向已经相对清晰，而当前尚不确定的，是这一影响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以何种节奏显现出来。
全球公共卫生影响几何？
在过去20至30年间，全球各国的国家免疫规划（NIP/EPI）大体呈现出一个共同趋势：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种类逐步增加，覆盖疾病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支付体系和统一调度机制愈发完善。
通常情况下，疫苗推荐范围的调整，多是在新证据出现或风险评估更新的基础上，对具体疫苗的接种年龄、剂次数量或适用人群进行细致修订。像美国这样在较短时间内大幅缩减儿童疫苗“统一推荐范围”的制度调整，在国际公共卫生实践中确属罕见。
长期以来，美国在免疫规划体系建设、循证评估方法和疫苗政策制定流程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其免疫时间表和相关技术指南，常被视作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重要参考。美国这一历史性的“大倒车”会对其他国家的疫苗推荐进程造成多大的影响尚不可知。
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美国儿童疫苗推荐调整的消息发布后，不少专家和机构迅速做出回应。
这些评论大多围绕三类实际影响展开：
一是对疫苗政策流程和证据基础的担忧；
二是对疾病可预防性和接种覆盖率未来变化的风险评估；
三是对全球免疫治理规范的制度性影响。
首先，公共卫生专家普遍强调，这种大规模改变疫苗推荐而绕过传统审议机制的做法，在国际公共卫生实践中极为罕见。《路透社》报道指出，此次行动没有经过CDC通常的专家顾问小组审核流程，而是由代理主管在行政指导下执行，这一点引发了科学界的质疑。专家普遍认为，传统的科学评估和透明审查对于疫苗政策至关重要，其缺失可能削弱疫苗政策的科学合法性和公众信任。
其次，专业机构和医学界组织对疾病防控的可能后果表达了具体担忧。包括美国儿科学会（AAP）和美国医师学会（AMA）在内的主要医学团体表示，他们将继续根据长期循证建议推广疫苗，而不会采纳联邦层面的这一新指南。批评者指出，这次改变可能导致疫苗覆盖率下降，从而在未来几年内出现一些本已被有效控制的传染病的反弹，例如流感和轮状病毒相关的严重疾病。
这一调整发生在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关键时期。临床医生普遍担忧不必要的传染病风险大幅上升。例如部分疾病在疫情季节或流行波动时，本应通过高覆盖率生态屏障来减少住院和死亡，而降低统一推荐有可能使得这些屏障弱化。多位传染病专家指出，像流感这样在儿童中周期性流行的疾病，其疫苗覆盖率下降可能直接增加住院率和潜在严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国际上的评论还特别强调了这一调整对全球免疫治理规范的潜在影响。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国公共卫生机构主导的全球疫苗策略中，“高覆盖、普遍推荐”是群体免疫和可预防疾病控制的核心原则。美国作为全球疫苗政策制定的主要参考国家之一，其向“共享临床决策”倾斜的做法，是否会被其他国家借鉴、放大或误读，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放大制度不确定性，仍有待持续观察。
美国缩减儿童疫苗“统一推荐种类”的决定，并非源于疫苗有效性或安全性出现新的、根本性的科学证据，而更多体现为一种政治与社会信任背景下的制度再调整——公共卫生政策不再只是科学评估的结果，同时也越来越深地嵌入社会情绪、政治导向和制度理念之中。
对中国而言，美国的案例更具高度的警示意义：一个稳定、可信、循证的免疫体系，离不开制度透明、公共沟通与社会信任的长期积累；而当这些基础被撼动，其恢复往往远比破坏来得漫长和艰难。"